叶雄(1882-1961),名鸿,字雄,号墨盒,浙江宁波人,是民国时期海上画派的重要代表画家之一,他以山水画为核心,兼擅花鸟、人物,笔墨苍劲雄浑,意境深远,在动荡的民国画坛独树一帜,被誉为“民国山水画的中坚力量”,其艺术生涯横跨清末民初,既承袭了传统文人画的精髓,又融入了时代变革中的新气象,形成了兼具古典韵味与生命张力的个人风格。
艺术启蒙与师承:根植传统,转益多师
叶雄的艺术启蒙始于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,幼年时,他受父亲影响,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,打下坚实的笔墨基础,1900年前后,他移居上海,这座华洋杂糠的城市不仅成为他艺术活动的中心,更让他接触到海派绘画的革新精神,他先后师从清代山水名家戴熙的弟子俞礼及海派巨匠任伯年,在传统与市场的双重熏陶下,逐渐形成“师古而不泥古”的艺术理念。
戴熙的“苍润浑厚”与任伯年的“写意灵动”对叶雄影响尤深,他一方面深入研习宋元山水,如范宽的雄峻、倪瓒的简逸,注重丘壑的营造与笔墨的锤炼;他吸收海派绘画贴近生活的特质,将市井烟云、江南风物融入山水,使作品既有文人的雅致,又具世俗的温度,这种“以古法为体,以新意为用”的创作路径,让他在民国画坛迅速崭露头角。
艺术风格与成就:苍劲雄浑,意境悠远
叶雄的艺术成就以山水画最为突出,其风格可概括为“笔力遒劲,墨气淋漓,意境高远”,他善用中锋勾勒山石轮廓,线条如“铁画银钩”,刚柔相济;皴法上,他融合斧劈皴与披麻皴,既表现山石的嶙峋刚硬,又传递出江南山水的温润朦胧,墨色处理上,他讲究“墨分五色”,通过浓淡干湿的对比,营造出云雾缭绕、层峦叠嶂的空间感,如《溪山行旅图》中,远山淡墨晕染,中景浓墨勾勒,近景则焦墨点苔,层次分明,气势磅礴。
花鸟画方面,叶雄受任伯年影响,注重写生,题材多为梅、兰、竹、菊及寻常花鸟,笔墨简练而生动,他笔下的梅花,以焦墨勾勒枝干,胭脂点染花瓣,既有“傲霜雪”的风骨,又不失“暗香浮动”的雅致;花鸟小品则常配以行书题跋,诗书画印相映成趣,延续了文人画的综合之美,人物画虽非其主攻,但偶作仕女、高士,造型准确,神态传神,如《松下问童子》中,人物衣纹用线流畅,面部刻画细腻,与山水背景融为一体,颇具古意。
以下是叶雄部分代表作品及艺术特色概览:
作品名称 | 创作年代 | 题材类别 | 艺术特色 | 收藏机构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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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溪山行旅图》 | 1930年代 | 山水 | 构图宏大,近景溪流潺潺,中景山峦叠嶂,远景云雾缭绕,笔墨苍劲,气势雄浑 | 上海博物馆 |
《墨梅图》 | 1925年 | 花鸟 | 焦墨枝干劲挺,胭脂梅花疏密有致,题诗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” | 浙江省美术馆 |
《秋山萧寺图》 | 1940年代 | 山水 | 以赭石、花青设色,表现秋日山色的斑斓,萧寺掩映于山林间,意境清幽 | 故宫博物院 |
《松下问童子》 | 1935年 | 人物山水 | 人物衣纹流畅,山水背景疏朗,题诗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”,充满文人意趣 | 私人收藏 |
社会影响与历史地位:海上画派的坚守者与传承者
叶雄的艺术活动与民国上海的文化生态紧密相连,他曾任上海美专、新华艺专教授,培养了大批绘画人才,将海派艺术的精髓传递给后辈;他积极参与“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”“中国画会”等艺术团体,与吴昌硕、黄宾虹、张大千等画家交游切磋,共同推动了传统绘画在近代的转型。
在艺术市场上,叶雄的作品深受沪上商界与文人青睐,其价格与吴湖帆、贺天健等齐名,成为“民国书画”的重要收藏品类,新中国成立后,他虽年事已高,仍坚持创作,作品融入了新时代的审美,如《旭日东升》等山水画,在传统笔墨中注入了对国家新生的期许。
叶雄的艺术地位,在于他既坚守了文人画的“笔墨精神”,又以“海纳百川”的胸怀融合了民间趣味与时代气息,他的作品不仅是民国山水画的缩影,更是中国传统绘画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见证,对后世山水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相关问答FAQs
Q1:叶雄的山水画与同时代的海派画家相比,有何独特之处?
A1:叶雄的山水画在海派“雅俗共赏”的基础上,更强调“笔墨的正宗性”,与吴昌硕的“金石气”山水、张大千的“泼墨泼彩”不同,叶雄以宋元山水为根基,注重丘壑的营造与线条的力量感,风格偏向“苍劲浑厚”而非“写意灵动”或“色彩绚烂”,他较少受西方绘画影响,更专注于传统笔墨的锤炼,因此在民国画坛以“传统守护者”的形象独树一帜,其作品更具文人画的“书卷气”与“历史感”。
Q2:叶雄的代表作《溪山行旅图》为何被视为民国山水的经典?
A2:《溪山行旅图》创作于1930年代,是叶雄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,其经典性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构图上,采用“高远法”与“深远法”结合,近景溪流、中景山峦、远景云雾形成由实到虚的层次,营造出“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”的山水意境;二是笔墨上,中锋线条勾勒山石轮廓,斧劈皴表现山石质感,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,既有范宽的雄浑,又含江南山水的温润;三是意境上,画面虽无人物,但“行旅”的题眼与溪流、小径的设置,暗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,体现了文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审美追求,成为民国时期传统山水画延续与创新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