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,“春”从来不仅是自然节律的标识，更是生命哲思的载体、情感寄托的符号，当书画家以笔墨为媒，将“春”凝于纸绢，便超越了物候的描摹，成为一场跨越千年的艺术对话——他们笔下的“春”，是工笔重彩里的繁花似锦，是水墨淋漓的烟雨迷蒙，是疏朗淡雅的枯木逢春，更是文人心中“生生不息”的精神图腾。
书画家笔下的“春”，首先是一套丰富的意象符号系统，花鸟画中，牡丹以“国色天香”代言盛春，花瓣层叠如锦，叶脉舒展似碧，宋徽宗赵佶《芙蓉锦鸡图》里的牡丹，与锦鸡相映，尽显宫廷画院的富丽春光；桃花则以其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烂漫，成为文人春意的私语，明代沈周《写生册》中的桃花，以淡墨勾勒，胭脂点染，带三分野趣，七分雅致；而燕子，作为“春的使者”，其剪刀尾掠过水面，衔泥筑巢的身影，几乎成为所有书画家都无法绕过的春之符号——宋代佚名《百花图卷》中，双燕穿梭于花丛，动态轻盈，仿佛能听到呢喃声穿纸而出，山水画里，“春”是“春山淡冶如笑”的温润，北宋郭熙《早春图》以卷云皴绘山石，淡墨渲染烟岚，树木吐出新芽，整幅画如被春晨的薄雾浸润，山石似在微笑；元代倪瓒《渔庄秋霁图》虽以秋为题，但其“逸笔草草”的笔法，若移至春景，便是对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空灵春意的最好诠释，人物画中，“春”是“踏青”“游春”的生活场景，南宋李嵩《观潮图》虽以潮景为主，但远景中踏青的人群，三五成群，衣袂翩跹，将春日的闲适与生机融入市井烟火。
不同朝代的书画家,对“春”的诠释也烙着时代的印记，宋代院体画追求“格物致知”，其笔下的“春”是精致入微的客观再现——如《百花图卷》中，从牡丹的娇艳到梨花的素净，从蝴蝶的斑纹到蜜蜂的绒毛，皆以精细的笔法刻画，春色如工笔镜头般纤毫毕现，体现着宋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观察的入微，元代文人画兴起，“春”转向主观心境的抒发，倪瓒笔下的春景，多为疏林坡岸、浅水遥岑，笔墨简淡，意境清冷，所谓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”，实则是将春意融入“胸中逸气”，春在他的画中不再是繁盛，而是一种“素以为绚”的平淡天真，明代书画个性解放，“春”呈现出多元面貌——沈周的写意花鸟，春意质朴醇厚，带有文人的烟火气；徐渭的大写意泼墨，以狂放的笔法绘葡萄、石榴，春在他的笔下是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的激情与悲怆，绚烂中带着生命的张力；清代石涛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其《春江图》以破墨、泼墨结合，春江浩渺，烟波浩荡，山石以“截断法”构图，打破传统程式，春景在他眼中是“无法而法”的流动与变化，近现代以来，齐白石的“春”是泥土芬芳的田园春趣，《春耕图》中耕牛奋蹄，农人弯腰，笔墨简练却充满生命力，他用“衰年变法”的写意精神，让春意回归最本真的民间生活；徐悲鸿的《春山驴背图》，将西方素描的明暗与中国画的笔墨结合，春山巍峨，驴背行人，刚健的线条中透着春日的蓬勃朝气。
书画技法与“春”的呈现密不可分，工笔重彩的“春”，依赖“三矾九染”的耐心：宋代《碧桃图》中，桃花的花瓣以白粉打底，胭脂分染，层层叠加，近看如能触到花瓣的柔嫩；叶子的正面以花青染，背面以汁绿染，叶脉以细笔勾勒，春光的明媚与花朵的娇嫩在细腻的技法中呼之欲出，写意水墨的“春”，则讲究“墨分五色”的韵味：明代徐渭的《墨葡萄图》，以泼墨葡萄藤表现春日的生机，葡萄藤以浓墨、淡墨交替挥洒，干湿浓淡间，藤蔓的盘曲、新芽的萌动尽在笔墨之外，所谓“似与不似之间”，正是春意的朦胧与灵动，构图上，全景式的大场景（如北宋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中的春山绵延）展现春的宏大气象，折枝式的小品（如清代恽寿平《瓯香馆写生册》中的折枝桃花）则聚焦春的细节之美，以小见大，于方寸间见春意，色彩上，青绿山水的“春”是“金碧辉煌”的盛唐气象，王希孟以石青、石绿层层敷染，春山如宝石般璀璨；水墨写意的“春”是“墨海中立定精神”的文人情怀，八大山人以水墨绘枯荷、残鸭，春意藏于萧疏之中，更显孤高与坚韧。
更深层次看,书画家的“春”是文化精神的凝结，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，让“春”成为宇宙生命力的象征——《周易》言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书画家笔下的春之萌动、春之繁盛，正是对“生生不息”的宇宙观的视觉诠释，如宋代马远《山径春行图》中，老者拄杖行于山径，前方柳枝新绿，春水初生，人与自然在春意中和谐共生，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哲学，则让“春”呈现出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自然之美——元代吴镇《渔父图》中的春江，一叶扁舟，渔父垂钓，远山含黛，春水无波，春意不事张扬，却在平淡中见大道，文人“寄情山水”的情怀，更让“春”成为情感的载体——王维“春来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处寻”，以春景寄托对理想世界的向往；苏轼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以春景表达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与旷达胸襟，民间画中的“春”，则带着吉祥的期盼——年画《连年有余》以莲花、鲤鱼与春景结合，“莲”谐“连”，“鱼”谐“余”，春日里的丰收与富足，是百姓最朴素的春之向往。
从宫廷画院的富丽春光,到文人画斋的淡雅春意；从工笔的精细描摹，到写意的酣畅淋漓；从自然的客观再现，到心灵的主观抒发——书画家笔下的“春”，是一部流动的艺术史，更是一面映照中华文化精神的心灵之镜，当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，凝视这些画中的春色，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生命力：那是牡丹的绚烂，是燕子的呢喃，是春山的微笑，更是中华文化对“生”的永恒礼赞。
相关问答FAQs
问题1：书画家表现“春”时，为何常选用燕子、桃花等意象？
解答：燕子、桃花等意象之所以成为“春”的经典符号，源于其文化内涵与自然特性的双重契合，燕子是候鸟，春来秋归，其“归来”的动作直接对应季节更替，且燕子身形轻盈、动作敏捷，常穿梭于花间、屋檐，能生动传递春日的灵动与生机；在传统文化中，燕子还象征“吉祥”“和睦”，如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”，常被赋予美好的情感寄托，桃花则是春日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之一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诗词意象，使其成为“青春”“美好”的象征，其花期短、绽放急的特性，也暗合春景“绚烂易逝”的哲思，二者共同构建了观众对“春”的直观认知——燕子的“动”与桃花的“静”结合，既有自然的生机，又有文化的温度，因此成为书画家表现“春”时的高频意象。
问题2：现代书画家在创作“春”主题时，与传统有哪些不同？
解答：现代书画家的“春”主题创作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，意象选择更多元：传统“春”主题多围绕牡丹、桃花、燕子等经典符号，现代书画家则融入都市元素（如高楼旁的樱花、公园里的早梅）、生态符号（如春日的候鸟回归、城市绿化），甚至抽象符号（如用色块、线条表现春光的流动），使“春”的内涵从自然田园扩展到现代生活场景，情感表达更个性化：传统“春”多寄寓文人雅士的闲适、哲思或吉祥期盼，现代书画家则更关注个体对春的现代体验——如疫情后对“春之希望”的强调、对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思考，甚至通过“春”的意象表达对生命、时间的个体化感悟，情感更具私人性与当代性，技法融合更创新：传统以笔墨、色彩为主要工具，现代书画家则结合丙烯、综合材料、数字艺术等媒介，如用拼贴表现春花的层次，用数字喷绘增强春光的色彩张力，打破传统“笔墨中心论”，让“春”的表现形式更具实验性与视觉冲击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