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画家在鸣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书画家从来不是沉默的创作者，他们的笔墨丹青既是个人情志的抒发，更是时代精神的回响，所谓“书画家在鸣”，并非简单的技艺展示，而是以艺术为语言，对传统、现实、文化乃至生命的深刻叩问与真诚表达，这种“鸣”，穿越千年，从未停歇,在每一个时代都呈现出独特的音色与力量。

从本质上说，书画家的“鸣”首先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，中国书画的核心在于“写心”，笔墨间流淌的不仅是技巧，更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体认，当王羲之写下《兰亭序》，他“鸣”的是魏名士对生命本真的追问；当苏轼挥就《寒食帖》，他“鸣”的是文人逆境中的旷达与坚守；当弘仁笔下的黄山奇峰兀立，他“鸣”的是遗民对故国的眷恋与气节，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正是因为它们超越了技法层面，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基因熔铸一体，成为后人理解传统的重要坐标，当代书画家在“鸣”时，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：是固守古法，还是勇于突破？真正的“鸣”并非非此即彼，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内核的基础上，赋予其新的时代语境，如范曾先生以“以诗为魂，以书为骨”的创作理念，将古典人物画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，既保留了吴道子“吴带当风”的韵律感，又注入了当代人对人性与历史的思考；徐冰则用《天书》“鸣”出对文字与文化符号的解构与重构，看似“伪汉字”的实验，实则是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处境的深刻反思，这种“守正创新”的“鸣”,让传统艺术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书画家的“鸣”更是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照与责任担当，艺术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，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时代，书画家往往以笔墨为刀，记录时代风云，传递民间疾苦，近代以来，徐悲鸿的《愚公移山》以雄浑的笔触描绘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，抗战时期“抗战画展”遍及全国，书画家们用作品鼓舞士气、唤醒民众；新中国成立后，石鲁的《转战陕北》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表现领袖与群众的鱼水情，成为红色美术的经典，进入新时代，书画家的“鸣”更加多元：有的聚焦乡村振兴，深入田间地头，用画笔描绘脱贫攻坚的成果，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；有的关注生态保护，以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为主题，创作山水画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；还有的以书画为媒介，参与公益事业，为弱势群体发声，这些作品或许没有古代文人画的“逸笔草草”，却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与温度，让艺术真正走进生活、服务社会，正如画家范曾所言：“艺术家要有‘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’的情怀，笔墨当随时代，更要引领时代。”

书画家的“鸣”还体现在对艺术本体的探索与突破上，在艺术史上，每一次“鸣”往往伴随着技法的革新或观念的突破，宋代梁楷的“减笔画”以简练的线条表现人物神韵，开创写意人物新风；明代徐渭将狂草笔法融入花鸟画，以“泼墨大写意”宣泄内心的激情，开启了文人画的新境界；近代齐白石“衰年变法”，将工笔与写意结合，开创“红花墨叶”派，形成“似与不似之间”的艺术境界，当代书画家在“鸣”时，同样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中国艺术话语体系的挑战，有的尝试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融入传统书画，如周春芽的“绿狗”“山石”系列，以油画的笔触和色彩观念，重新诠释中国山水的精神；有的则从民间艺术、岩画、书法中汲取灵感，如谷文达的“伪篆书”系列，将文字符号与装置艺术结合，探索艺术的边界，这种对艺术语言的探索，并非为创新而创新，而是为了更精准地表达当代人的精神世界，让书画艺术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,具备更广阔的国际视野。

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书画家“鸣”的多维面向,可将其典型方向与内涵归纳如下：

书画家的“鸣”并非总是宏大叙事，有时也体现在对个体生命体验的细腻表达中，无论是“临窗听雨”的闲适，还是“夜雨剪韭”的温情，抑或是“独怆然而涕下”的孤寂，这些个人化的情感通过笔墨传递出来，同样能引发观者的共鸣，因为艺术的本质是情感的共鸣，个体的“鸣”汇聚起来,便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图谱。

在文化多元的今天，书画家的“鸣”面临着更多机遇与挑战，新媒体的发展让艺术传播更便捷，书画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观众直接互动，让更多人了解艺术背后的思考；商业化的浪潮也可能让艺术变得浮躁，部分创作者为迎合市场而放弃独立思考，真正的“鸣”，应当是艺术家内心的真诚表达，既不媚俗，也不孤芳自赏，而是在坚守艺术理想的同时，与时代同频共振,与人民情感相通。

从古至今，书画家的“鸣”从未停止，它或如洪钟，振聋发聩；或如丝竹，润物无声；或如惊雷，划破长空，无论何种形式，其核心始终是对真善美的追求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，正如画家李可染所言：“可贵者胆，所要者魂。”书画家的“鸣”，需要的正是这份“胆”与“魂”——敢于突破的勇气，和直抵灵魂的深度，唯有如此，笔墨才能承载时代的重量,艺术才能真正不朽。

相关问答FAQs

Q1：书画家如何平衡“艺术性”与“社会性”的“鸣”？
A1：书画家的“艺术性”与“社会性”并非对立，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，艺术性是作品的根本，包括笔墨技巧、形式美感、精神内涵等，是作品打动人心的基础；社会性则是艺术对现实的观照与回应，赋予作品时代温度与价值，平衡的关键在于“以艺载道”：深耕传统与技法，确保作品具备过硬的艺术水准；关注社会现实，从生活中汲取灵感，将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，避免空洞说教，如徐悲鸿的《愚公移山》，既有西方素描的造型功底，又有中国线描的韵律感（艺术性），更通过“愚公移山”的寓言传递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（社会性）,实现了两者的完美融合。

Q2：当代书画家的“鸣”与古代相比，有哪些新的特点？
A2：当代书画家的“鸣”在传播方式、内容广度、受众范围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：一是传播媒介多元化，除了传统的展览、出版物，还通过互联网、社交媒体、数字艺术等平台发声，打破了时空限制；二是内容题材更丰富，除了传统的山水、花鸟、人物，还涉及环保、科技、城市化等当代议题，更关注个体生存状态与多元文化碰撞；三是受众群体扩大，从古代的文人、贵族阶层，扩展到普通大众、国际观众，艺术的大众化与国际化趋势明显，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，“真诚表达”与“文化根脉”始终是“鸣”的核心,这是古今一脉相承的艺术精神。